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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民心以振经济,企业等待致胜一击 | 写给中国经济的春天

稳民心以振经济,企业等待致胜一击 | 写给中国经济的春天
宋向前
疫情指南
2020-02-08
6.6万

你内心肯定有着某种火焰,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约翰 · 马克斯韦尔·库切《青春》


苦难不期而至,却比安逸更让人接近真实世界。

至苦至真的年代,习惯困难将成为公司运营的常态,而常态化的困难也会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代注解。应对越发复杂的局面,方向和方法双双不可或缺。“六稳”更是中央近期发出的最有力的方向性信号之一。但关键时期,稳什么最重要?稳民心。

开宗明义,首先谈谈尽快出台托底政策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这一点可能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如果说这次新冠肺炎真的是危中有机,转危为安的关键就在于重装系统,刷新认知。对国家、企业乃至个人而言,这都是扑灭不破的法则。

破旧立新需要一个“破”的动作,这个动作够狠够快够精准,立新的过程就来得更及时更有效。动作漂亮重要吗?重要。但不仅能赢得这次抗疫的胜利,更从根本上把危难时刻变为深化改革的良机,才是当前最重要的。

全球社会都正处于一个高度耦合的系统环境中,蝴蝶效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穷则独善其身的年代早已不再,一呼一吸之间,你我都命运攸关。全球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微词,其他国家对中国此次疫情的反应等等,多少都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系统之间如齿轮般的紧密咬合,导致最细小的故障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的风险。马尔科夫模型告诉我们,历史本身就是个怪圈,当前社会治理的综合措施暂无法从体系上改变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最终我们仍然会回到老路上去。

就像一个有烟瘾的人,有人在他旁边拿根绳子训诫他,或许能让他一周不抽烟,但他心里的抵触情绪却会更强。如果你有办法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帮助他培养新的爱好和习惯,这才会真正让他戒烟。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拿着绳子的人是谁?又如何成为良师益友,从根本上改变局面?


危难时刻必是一次大考,还不带模拟的。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处理危机的效率、分层管理的能力,道道都是必答题,也句句都是必选项。

一直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社会治理的核心都是维持全社会和谐与稳定繁荣。但这一策略总免不了掉入路径依赖的陷阱,不仅没有改变系统可能面临崩溃的概率,反而将其中的风险因子一再平滑。异动看不到了,崩溃的来临就变成了“一夜之间”。

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给人的感觉一样,许多武汉人在大年三十回家的车上,才亲眼看着疫情“一夜之间传遍朋友圈”。但是车都上了,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冲进了疫区。

戏剧人曹启泰说,那些让我们觉得忽然的事情,从来没有忽然过。

政府应当转变思路,站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者的角度上,更强调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服务者的角色定位,用更为敏感的社会感官发现系统异动,高效迅速地抑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此提升整个社会共同抗击风险的能力。

所以,疫情带给我们的第一性思考,是政府应当摒弃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帝视角,下沉到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服务中去,适应四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方向性指引,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没有比考砸之后更珍贵的顿悟时刻了。这场疫情,前所未有地凸显了精神自立与社会自治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提供了恰逢其时的技术环境、物质条件和社会立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不存在本质差异。我常跟企业说,内部价值经营和外部价值创造是未来企业生存的第一大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民群众是它需要琢磨的精准市场人群,社会系统的管理能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可以看作是内部价值,而国际社会上的声誉、国家的品牌形象则是其外部价值。

中国不仅是个国家,它在全球市场上更是一个品牌。传递出属于中国的品牌内涵,讲好这个国家的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再深一层说,除了思想上转换政府角色的定位,这更是各个地方大刀阔斧地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最佳战机,各地百姓们也正擦亮眼睛、端着心地细细品鉴,地方政府对重建灾后经济,到底注入了多少信心。

这是出台多少临时性经济托底政策的差异吗?不,这是对当地经济发展雄心和目标的差异,更是对政府对未来社会蓝图描绘能力的一场大测验。

当然,各地方都面临产业环境、经济结构、财政实力等许多不同。但大灾之后有大建,大建之后必有大变。灾后重建历来都是地方政府重新梳理政策招商引资、重整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绝佳窗口期。

经济增长的大比拼,从托底政策的制定时就已经开始了。有魄力的地方政府下发数十条政策,招招护住心脏;而有些地方政府却仍然采取跟随策略,小心翼翼。

历史总会重赏大灾面前临危不乱、转危为安的人。决心是所有灾难事件的大敌,在立春之际,我们亟需破旧除新之勇。这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才是真正的“打扫屋子迎新客,除去鄙习见佳人”。

那么,结合当前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改革的进度条加载了多少呢?我的判断是,不仅进度条加载太慢,整个系统的CPU都必须加速运转。

我很早便发出政府出台减税让利的政策呼吁,相关媒体的报道也让大家逐渐意识到,2019年的寒冬最多只能算是个序曲,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尤其是对消费服务行业及广大中小微企业而言,能活下来,是2020年的第一道关卡。

疫情对产业发展有好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要拆成两面去看。的确,疫情能够加速一部分落后产能的出清,这个速度会快过我们不断推进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企业自身的质量优劣几乎在几个月内就能见之分晓。

落后产能的出清势必会加快产业集聚,扛得下来的企业,会成为真正的金子选手。对大小企业而言,这都是审视自身发展模式,拓展商业边界的重要机遇;对于国家政府而言,这更是一波产业结构调整的天赐良机。

良驹在手,天地我有。

但淘汰病马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在乎中央及各地政府的调控模式与政策力度。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政府需要托底经济,但在关键时刻给马喂上一口好粮,非但不会坏了一整个马厩,反而会让好马长得更健硕有力、用之其极。

就在各地政府沸沸扬扬投粮喂马的时候,我们必须再度站出来,呼吁手持政策方向盘的中央挺身而出,让地方政府能够挺直腰板深谋改革,并出台更有普惠性的、长短期结合的经济托底计划,以“再一次入世”的意识决心,重新凝聚四十多年的改革共识,为民发力,惠己达众。

这次抗疫,疫情的胜利早晚会来,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却是更难的关卡,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走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第一,时效性仍然是第一位的。

未来10天非常关键。除了部分企业可申请远程办公外,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2月10日陆续复工,这一波返工潮对疫情控制的节奏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返工后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现金流风险,并且风险因子会随着疫情的发展态势不停变化。

西贝说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这不是头部企业在自说自话,而是大将军冒险在替整个军营呼吁。更多的中小企业主都陆续发声,留给企业的时间不多了,伤痕累累的中国经济就差一口良药,而药方就在政府手上。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下,我们才建成了当前的良性产业结构,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57%,消费服务行业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才真正走向巩固期。保驾护航的消费服务业,及千万的民营中小微企业不容有失。

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早动手、早反弹、早纾困、早发展、早恢复。留得好企业,何惧无税收?

这一次湖北的新冠疫情,我们输在哪里?时间是一大劲敌。如果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住疫情传播的窗口期,或许事态并不会严重至此。我们毕竟是一个百万亿经济总量的超级巨人了,未来走的每一步,都要依靠这股人无我有、人有我先的胆魄,而不可瞻前顾后、扭扭捏捏。

绝不能第二次输在时效性上。

第二,决定政策有效性关键在发力点。发力点无他,现金流最根本。

正如我们很早就呼吁的一样,这一次政府的经济托底,必须是真金白银,来不得半点虚的。

从2月份以来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社保返还、延缓报税、延缓社保调升、发放房税补贴等成为了政府文件里出现次数最多的词。央行也以利率招标的方式进行了1.2万亿逆回购,作用类似于降息,但降息的主要作用是在稳定金融市场情绪,对企业的帮助有限。

政策既然是为了纾困与发展,首先政府应该深刻理解到目前企业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其次纾困的利好链条不能太复杂,政策产生作用的周期更不能太长。

现金。企业需要现金。


我们并不是号召政策无差别地给企业撒钱,这是负反馈循环的非正常市场干预。我们更加希望政府通过减税让利、财政支援等优惠手段,将现金流投放至值得救助的好企业身上。

减税,是把企业产生的税收变相还给他们作为经营资金,而缴纳税收,正是好企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倡导2020年上半年甚至全年的企业增值税全部免除;所得税上,对于盈利情况好、已经缴纳过所得税的企业进行税收返还,将更多的现金流投向经营。

同时,短期的减免返还配合长期的税制改革,修改流转税的税种制度,以消费税取代增值税,并考虑将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更长期的角度看,增值税应当再减免降低甚至取消,税费不再和营业额挂钩,而在流通环节与商品消费的最终计价金额挂钩,扭转增值税遏制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形成的逆向淘汰困局。

让利政策上,多方面的补贴是主角。对业主单位给予2~6个月的房租补贴,通过发放补贴券、缓交或减免社保的方式给予人力补贴,通过企业劳资的友好协商加强灵活用工,并发放相应的工资与抗疫物资补助等。

此外,具体的信贷政策和财政纾困也非常关键,这将直接有效地防止优质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和信用破产。

信贷方面,中央应当挺身而出,针对特定群体如中小企业提供财政特定低息补贴,并鼓励银行给予优质企业更强的增信评级,简化贷款流程以争取时间优势,对消费服务业开放绿色通道等,降低企业的实际信贷压力。

直接融资也需要积极发力,抓住注册制的政策改革,让更多优质企业得到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其次针对消费服务行业进行更多的上市政策优待。

财政部门更可通过发行财政专项债的形式,定向扶持消费服务行业等核心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不再把资金投向机场高铁等砖头、水泥、瓦片上,而是投放到真正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服务、科技等未来行业上,更投向真正踏实勤勉、艰苦卓越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上。

守住精神,才守住根本。这是国家现代综合治理能力和体系的软硬转换,发展竞争力从硬实力走向软实力,加速更具现代化意义的治理精进。

此外,我们倡议设立专门的纾困发展基金,激活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促进消费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舆论场压强在经济反弹中的作用。

媒体是思想的守夜人,舆论环境的有效监督与透明管理,会带来更为积极的信息流动,也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创造更为良好的关系互动。

市场化媒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关键作用有目共睹,作为有责任的投资机构,我们仍然愿意倡导一个更加理性文明的舆论场。正能量要有,但公共舆论的监督体系也是社会公民的共建之责。

总结来说,短期的经济托底政策的确重要,这也是大家近期集中呼吁的。但在我看来,短期托底必须结合长期改革深化。

首先是从系统迭代的角度刷新国家层面的治理思路,从单纯治理走向综合管理,从维持稳定走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其次是通过此次疫情的浴火重生,促进管理体制的升级,以实际行动进行现代公民的社会教育,将围绕教育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启蒙,诉诸这个大灾之年的开端。

政治经济上,我们常常探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而此时我更想聊聊国家与企业家的关系。

民营企业贡献了经济社会的“56789”—全社会50%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70%的技术创新成果,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的企业数量。危难时刻,出钱出力的是他们,兜着社会就业的底,做着改善民生的事。

过去的四十年是企业家的黄金四十年。但若说苦,也是真的苦。融资利率高、企业增信难、两分化的发展体系,明明是最健硕的运动员,却偏偏抽不到个好签。

这次疫情爆发的最初,民营企业们支撑起了疫情的一道防护墙。他们捐款出力,有医疗资源的随时待命,有外卖服务的保证外卖,有海外分支的第一时间调配物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熊彼特创新理论里说,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企业家的创新。国家和企业家是命运同脉的。政府应当从这一刻开始,给予这个群体真正的尊重和爱护,让能够创造活水的去涌流,能够激荡山川的去冲浪。社会动能才能彻底地激活。

今后的企业都将是社会企业,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本身即商业责任,开放精神本身即竞争能力,协作机制本身即组织优势。未来一个公司的开放程度,将远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业务逻辑,当今中国的商业新范式和新文明或许都将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而重新书写

借这次疫情之机,政府何不痛下改革决心,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基于市场中性的原则,给予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尊重、鼓励和适度的资源调配,营造政府与企业家良好互动的良性关系。政府体恤企业,企业为政府分忧。

修葺二者关系,企业家将有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动力取之于社会,反馈于社会。而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下,中国商业社会才能焕发新的伦理与文明,社会企业家阶层会如同城墙一般,坚实扛起中华的脊梁。

这大概才是我们希望的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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